十六岁的谭家场

2025年11月

一、23加1

　　1970年1月27日清晨，辰溪县中南门码头，冬日的太阳在冬日的沅江涟漪上翻腾跳跃，码头的岩壁和轮渡的船舷上张贴着“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标语，辰溪一中69届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欢送仪式就要在码头上举行，家长们一遍又一遍地和即将离别的儿女唠唠叨叨，大包小包的行李散落在脚边，锣鼓队在渡船旁敲打出让人捂住耳朵的噪音。

　　这次辰溪一中69届初中毕业生有23人下放辰溪县谭家场公社谭家场大队，加上我，一共24人。

　　1966年我小学毕业，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未能升学，便在社会上晃荡了三年。砍柴、挑砖、挑石灰，帮母亲减轻一点经济压力。辰溪一中下放的23人中，很多都是我昔日的小学同学。当时，我姐姐初中毕业后已经下放农村了，按照政策，我可以不下放。但是，留在城里，我看不到任何前途和希望，下决心去农村闯荡一番。母亲便找了县知青办的熟人，把我列入了下放谭家场的知青名单。若干年后，我的一位发小（他也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未能进入中学）告诉我：当时，他打听到我能下放，就跑到县知青办，也要求下放。谁知知青办工作人员回答他：“你一个小学生，不够下放资格”。我这时才知道，原来我是个开后门的“插队”知青。

　　这批知青原定在1969年12月奔赴农村，一切手续都已办妥。据说，一位县领导动了恻隐之心：“让这贺伢儿们过完元旦再动身啰（让这些孩子们过完元旦再走吧）。”于是就有了1月27日中南门码头欢送知青的场景，这也就是我们这批人在履历表上填写下放日期，既有70年1月的，也有69年12月的原因。下放谭家场公社谭家场大队23加1的知青名单如下（按姓氏笔画为序）：王兰芝、王汝成、王孟平、王保江、邓少华、朱鲁湘、刘松兰、任秋英、严娅丁、陈芝兰、陈志荣、周凤珍、郑孃妹、钟秀、姜小农、赵其国、宫农、郭雷、唐运善、黄武华、袁世才、曾湘平、谢伯端、谭青云（谈青云）。

　　离开家时，我们大部分人刚满十六岁。

二、刀耕火种

　　辰溪县，古五溪荆蛮之地，虽历史悠久，但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处于原始落后状态。屈原、李白、杜甫等著名诗人都曾游历五溪甚至到过辰溪，但他们咏叹的往往是五溪的山野风景和奇风异俗。《后汉书•宋均传》曰：辰阳“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宋元祐、崇宁、宣和年间，朝廷多次因五溪之地难以治理，或将“五溪郡县弃而不问”，或“悉废所置初郡”，朝议认为，五溪是“不毛之地，既不可耕；狼子野心，顽冥莫革”。

　　我们下放的谭家场公社，位于辰溪、溆浦、沅陵三县交界之地，崇山峻岭，境内海拔最高的九角尖山高1025.7米。当时谭家场还没有公路，从县城到谭家场有70里路，基本上靠两条腿走。我们先坐船到了修溪口，大约20里水路。谭家场的农民在修溪口接上我们，所有的行李都由农民帮我们挑。记得翻越最后一座大山若以（音）坳时，我只能看到前面挑行李的农民的脚后跟和晃荡的行李。山路陡峭可想而知。

　　我们去的时候是冬天，此时最重要的农活就是砍山、烧山、挖山。队上选定几座山，我们和农民一起，把树木、茅草统统砍倒，只把粗一点的树筒子扛回家做木材用，其余的任其晒干。春播前，点一把火，大火熄灭后，满地灰烬。这些草木灰就是基肥。下雨过后，趁着土壤湿润，我们抓紧时间上山播种，在土层略微深厚的地方，挖一个坑，丢几粒包谷（玉米）种子，刨一点草木灰和土盖上。包谷生长期间锄一到两次草，然后就等着摘包谷。由于山地贫瘠，只能几年轮种一次。这种原始、粗放的生产方式，产量低，也破坏环境，但也是为了填饱肚子的不得已办法。

　　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少男少女，终于知道了书本上的“刀耕火种”是怎么回事。

　　我们生产队有一次烧山时，风太大，火苗窜过了隔火带，把旁边山头的山林点燃了。风助火势，呼啸的风声和劈里啪啦的树木爆裂声，吓得我们腿都软了。农民们似乎习惯了这样的场景，队长一声令下，大家迅速到远处砍出一条新的隔火带，总算没有火烧连营。大火熄灭时，已是晚上六七点钟了，我们摸黑下山回家。

　　趁着冬天农闲，农民们还要挖茶山，就是给油茶林松土。记得有一天，下着小雪，我们上山挖茶山。我发现几位女知青竟然穿着草鞋，几个脚趾头冻得像红萝卜。当地农民太穷，有很多人常年穿草鞋。我们知青还是有鞋子穿的，但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农民打成一片，这几位女知青算是豁出去了。如果他们的父母看到这情景，不知道该有多心痛。

三、柴米油盐

　　我和四位女知青王汝成、王孟平、朱鲁湘、严娅丁分配在谭家场大队第五生产队，队长叫胡定亮。胡队长在他家刚盖好的新屋里腾出两间房，王汝成、王孟平住一间，朱鲁湘、严娅丁住一间。我住在离此不远的谭伯家的仓楼上。

　　下放第一年，知识青年有政府的粮油和伙食补贴，吃饭是不用愁的。农民的生活非常艰难，大米只够半年的口粮，要靠苕（红薯）、包谷、笋干、蔬菜等填饱肚子。农民煮饭时，都要在大米中掺一部分包谷米或苕米（红薯干）。知青们看到农民吃苕米饭，觉得又软又甜，十分羡慕。于是，我们傻乎乎地用几斤大米换了几斤苕米，准备煮苕米饭吃。第一次煮苕米饭，煮出一锅黏黏糊糊的粥。原来，煮苕米饭要先煮大米，等榨出米汤后，再拌入苕米焖饭。这样的苕米饭才清爽可口。我们把大米和苕米同时下锅，最后米汤榨不出来，只能是一锅粥。从此以后，我们就不煮苕米饭了。出工时，抓几把苕米，放在口袋里，当零食吃。

　　柴米油盐中，最令知青头疼的是柴火。专门去砍柴要耽误出工，而且砍回的柴是湿的，生不了火。于是我们想了个办法，晚上做完饭后，就把湿柴塞进灶膛，利用余火烘干湿柴。有一天半夜，塞进灶膛的柴燃起来了。幸好我们当晚没洗碗，碗筷都用水泡在锅子里，水煮开了，咕隆咕隆地响了一个多小时。谭家场相邻的溆浦县有个军用机场，农民们对飞机比较熟悉。第二天早上，房东胡队长问我们：“莫是要打仗了啦，昨儿夜家硬过了一夜飞机（是不是要打仗了，昨天晚上飞机飞了一个晚上）”。我们都不敢吱声。胡队长后来知道了真相，气的把我们臭骂了一顿。他家是新建的木房子，要是起火了，后果不堪设想！

　　春天，生产队烧山时，我们就把那些没烧尽的树干树枝背回家当柴火，既省力，又好烧。只是那些柴火都被火燎过，黑乎乎的一层木炭，几位女知青每次做完饭后，脸上都是一道道的黑色烟痕，变成了花面巴（花脸）。

四、山洪惊魂

　　我们这些知青都是在沅江边长大的，见过沅江的洪水，却没有见过山洪暴发，不知道山洪爆发的突然性和摧毁力。

　　冬季，流经谭家场的一条小溪，曲曲弯弯，清澈见底。不怕冷的话，可以挽起裤脚趟过小溪。春天收小麦的时候，生产队把小麦堆放在小溪边的碾坊里，晚上会派人看守。这一年，生产队把守夜的任务交给了我和高子。

　　高子姓王，比我小一岁。高子家住房狭小，条件差。我到了五队后，一个人住在仓楼上，虽然很矮，但宽敞。高子就和我商量，也住到了仓楼上，我就多了个小伙伴。

　　半夜，下起了暴雨，两个少年在碾坊睡得死死的，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凌晨三四点钟，我似乎听到有人喊，迷迷糊糊地推醒高子。两人仔细一听，确实有人声嘶力竭地喊叫：“谢伢儿！”“高子！”其中哭着喊“高子！高子”的是高子父亲。我们赶忙爬起来，跳下床，一脚却踩进了水里。原来，山洪爆发，洪水已经淹进碾房，鞋子都被冲走了，门口根本出不去。打着火把的队长和高子父亲在河堤上大喊：“爬窗户！爬窗户！”我们两个匆忙爬出窗户，窗外就是河堤，于是又爬河堤。队长和高子父亲手忙脚乱地把我们扯上了岸。当时只有慌乱，没想到害怕。天亮了一看，碾坊不见了踪影，洪水已经把平时赶场（赶集）的道路和一块大坪全部淹掉了。事后回想，只要队长他们晚来一二十分钟，我和高子就在睡梦中被山洪冲走了。

　　从修溪口到谭家场的五十里山路，要多次趟过山中的小溪。也是这年春天，我们小组的女知青严娅丁（她后来成了我的妻子）从县城回谭家场，才走了一半路，下起了暴雨，眼看小溪的水迅猛上涨，已经没法过去了。崇山峻岭，巨树遮天，溪水咆哮，一个16岁的少女，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此局面。幸好，来了几位农民，其中一位青年农民问清了严娅丁的情况，告诉她：“今儿肯定行不了了，我带你到我姑姑屋里去歇（今天肯定走不了了，我带你到我姑姑家去住）。”这位青年农民是当地人，他也是被山洪堵在了回自己家的路上。因为山洪暴发，平时的路不能走了，一行人只能爬更高的山，走荆棘丛生的羊肠小路，绕道到了青年农民的姑姑家。姑姑家已经收留了一二十个被洪水滞留的放排人。姑姑家用酒肉招待这些素不相识的路人，安排睡觉的地方。第二天，洪水稍退，农民手牵手带着严娅丁趟过浑浊的小溪。到了安全地带，农民才放心返回。我妻子至今回想起此事，还感动不已。但是，被帮助的人至今都不知道那几位好心农民的姓名。

五、文化文明

　　六七十年代，谭家场的很多农民不识字或者仅仅认得自己的名字和数字。谭家场大队一下子来了20多个初中生，也算是文化下乡了。很快，以知青为主体，大队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为农民演出。各生产队写标语、贴标语也有了人手。城里人的一些生活习惯也渗透到了这偏僻的乡村。记得我们队的几位女知青早上起来蹲在屋前的阳坑（排水沟）边刷牙，刷得满嘴白泡沫，惹得村里的小孩子们围着看热闹，只问那些白泡沫是什么东西。再过了两年，我们中有人当了小学的耕读老师，当了公社的广播员，当了生产队的会计。

　　刚下放时，我们这些十六岁的少年，懵懵懂懂，不谙世事，不会干农活。我们从谭家场的农民身上，体会到了什么是勤劳、善良、淳朴和乐观，学到了劳动的技能和智慧，更重要的是，我们真正了解了中国农村的贫穷和中国农民的艰辛。当然，这是很多年以后的感悟了。

　　两件小事：

　　我们下放没多久，春节就到了。大家商量，就在谭家场过年，不回家。其实，这也是少年们想表现积极上进的幼稚举动。我们的生产队长胡定亮就邀请我们五个知青在他家过年。胡队长家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我至今还记得那巴掌大的肥腊肉，咬一口，满嘴流油。一年到头饭都吃不饱的农民，对我们这些知青，就像对自己的子女一样关心和关照。

　　几场春雨下来，山里的竹笋刷刷刷地往外冒，我们和农民一起进山扯笋子。走了十几里山路，进了竹林，看到这么多笋子，知青们兴奋异常，手忙脚乱就开始扯笋子。一会儿功夫，几个知青大喊：“我的背篓装满了！”“我的箩筐装满了！”农民过来一看，哈哈大笑：“你们这么条扯笋子，那一日就搞不到几斤笋子啦（你们这样扯笋子，一天搞不到几斤啊）！”原来，知青们扯断笋子就往背篓或箩筐里丢，一会儿就满了。村民们却是扯了一大堆笋子后，就坐下来开始剥笋壳。用刀在笋梢上斜削一刀，然后用手指抓住笋壳一绞，一根鲜嫩、油亮的笋子就剥出来了。这一堆笋子剥完壳，装进筐，再换一个地点继续扯笋子。将笋子剥去壳再装筐，可以大大减少体积和重量。这些笋子晒成笋干后，可以做菜，可以掺在大米饭中填饱肚子，更可以卖掉，换回一点油盐钱。

　　多识几个字，也许可以叫做有文化。但是，真正的文明，却是植根于辛勤劳作的亿万民众之中。

六、一生一世

　　我们24位知青，有十几个人在谭家场呆的时间不长，或招工招干，或上三线当民工，或投亲靠友，转到了别的农村。

　　我在谭家场只呆了半年多，就转到了我的老家锦滨公社唐家人大队第六生产队（谢家人）。我父亲1964年因右派问题被下放，回了老家谢家人。姐姐1968年下放到城郊公社，后来也转到了谢家人。我在谢家人一直呆到1976年6月才回城。这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在谭家场呆了三年以上的知青有15人，呆了五年以上的有王汝成、姜小农、陈志荣、刘松兰。

　　十六岁的谭家场，青春的洗礼，时代的烙印，成为我们这一批人最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成为我们这一批人一辈子战友情谊的纽带。多年来，或在过年时，或在清明节时，趁着在外地工作的战友们都回到辰溪，我们就会举行一场大聚会。一直在辰溪工作、生活的十几位战友，更是十天半个月小聚一次。而今耄耋之年，酒桌上，只剩下对那段少年时光的细细咀嚼。

赋诗

2019年4月，在下放谭家场四十九周年的聚会上，好几位战友赋诗缅怀曾经的岁月。摘录三首作为本文的结尾。

知青战友重逢有感

郭雷

何须借酒寻陶醉，战友相逢自醉人。
握手欢声言旧事，摩肩笑语吐心音。
如烟往事留痴梦，似水年华砺赤魂。
忆旧深思昔日苦，而今老骥更精神。

有感而发

王兰芝

日出而作日落归，挥汗如雨洗灵魂。
年少哪知愁滋味，前路漫漫茫然行。
初心不改青春梦，慕然回首已黄昏。
休道岁月蹉跎了，知青情结伴终生。

忆谭家场

谢伯端

慈母叮咛洒泪行，少年失学变知青。
夜归惶遇猫儿鬼，晨起谣传老虎精。
路险山高昂首叹，饭糊油少诱肠鸣。
谭家场上青春梦，鹰唳冲天寄我情。

注：
1、相传谭家场阙家附近悬崖下的小路上，有猫儿鬼出没，此物只在夜行人的脚旁翻腾跳跃，可惧且可爱。
2、某夜，民兵和知青紧急集合，四处设卡，据说是附近发现了老虎踪迹。第二天清晨，农民给我讲了五十年代老虎化为美女，躲过山民追捕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