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明先生其人其事

　　今年3月23日，李永明先生98岁生日，我在广东阳江月亮湾小住，未能前去湘大给先生拜寿。11月27日，专程开车去湘大看望先生，谁知先生又去了香港。师弟何云波教授热情款待中餐，并请我为湘大文新学院50周年院庆写点文字，题材不限。于是答应何教授，写写我的恩师李永明先生。

2025年12月14日于长沙

一、方言人生

　　2015年，《中国方言学大词典》请我撰写李永明教授及其学术专著词条。现摘录李永明简介词条如下：

【李永明】 男，1930年3月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揭阳，中国语言学家，湖南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李永明1953年毕业于香港新侨中学，同年考入广东中山大学中文系，1957年毕业分配到湖南省衡阳市八中任教，1980年7月调入湘潭大学中文系，1993年退休，1996年回香港定居。李永明曾任湘潭大学方言研究室主任、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和执行理事、湖南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兼方言研究会会长、湖南省语言学会顾问、湖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文史馆馆员；1984年任副教授，1990年任教授。李永明长期从事汉语教学与研究，尤其是在汉语方言研究领域，成果显著。主要方言学著作有：《潮州方言》（1959）、《衡阳方言词汇》（1984）、《衡阳方言》（1986）、《临武方言——土话和官话的对比研究》（1988）、《常德方言志》（1989）、《长沙方言》（1991）等，主编《湖南省志•方言志》（2001）。代表论文有：《成语新解》（1979）、《从南方诸方言推测古入声韵尾脱落的过程》（1986）、《新加坡潮州话的外来借词和特殊词语》（1991）等。1986年被评为全国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积极分子，1987年被评为《湖南省志》修志先进工作者，1987年《衡阳方言词汇》获湖南省高等学校“六五”期间科研成果三等奖，1992年《衡阳方言》获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94年《长沙方言》获湖南省第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上面词条中需要纠正的是李先生的年龄。李先生档案中出生年月是1930年3月，实际出生年月是1928年3月。李永明出生于新加坡，幼年回到潮州，少年前往香港求学，青年又回大陆上大学，再加上历经反右、文革等劫难，档案年龄与实际年龄不符也就不足为怪了。

　　汉语方言研究和教学贯穿了李永明先生一生，他对汉语方言的热爱甚至达到了一种偏执的程度。他的学术生涯和学术成就有三件事最值得一谈。

　　第一件事：在中山大学读书时，李永明大二时的研究课题《潮汕方言语法》就刊发在学校的学术刊物上，大四时的毕业论文《潮州方言》于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国语言学界学术泰斗李荣先生曾在《中国语文》专门撰文介绍《潮州方言》：“解放以来，还不曾见到过像《潮州方言》这样的对某一地点方言作全面描写的著作。本书的著者是从大学刚毕业的青年。这本新书的出版，正如著者自己所说，完全‘体现着党对科学工作的重视和对青年的培养与关怀’，所以我们愿及时地把它推荐给语文工作者。”

　　90年代初，湘潭大学为了申报新一批硕士点，我曾代表中文系专程去北京向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的李荣先生汇报中文系的语言学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情况。当我汇报到李永明时，李荣先生插话打断我：“我知道，我知道”，可见李永明给李荣先生留下的深刻印象。

　　《潮州方言》迄今在国内外仍有一定的影响力。

　　第二件事：1983年，李永明先生以个人名义给湖南省委宣传部打报告，建议将方言志列入全省地方志编撰规划之中。1986年，湖南省地方志编委会与湘潭大学签订编写《湖南省志•方言志》合同，明确由李永明同志任主编。《湖南省志•方言志》是一项庞大的科研工程，1987年正式启动此项工作，全省有二十多位方言工作者参与。好事多磨，因为各种原因，《湖南省志•方言志》到2001年才出版，历时一十四年。我本人全程参与了组织、调查、编纂、出版等工作，个中艰辛曲折，难以细表。

　　《湖南省志•方言志》分上下两册，一百二十多万字，其中有二十二个方言代表点的系统描写和一百多个方言点的语音、词汇、语法比较。随着岁月的流逝，此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将越来越显现。

　　第三件事：2011年，李永明先生想为自己的学术生涯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下决心编写一套《湖南方言系列》丛书。于是，已经83岁高龄的李先生成了“三跑”老人，跑省市有关部门争取经费资助，跑各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跑相关方言点做田野调查。回到家里，李先生伏案写作，往往工作到凌晨两三点。2016年10月，《湖南方言系列》丛书由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该套丛书还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大陆、港台的十多位知名语言学家专程赴湘潭，参加了丛书的首发仪式。

　　《湖南方言系列》丛书共12本，其中李永明先生新著6本：《临湘方言》《岳阳方言》《宁远方言》《永州方言》《湘潭方言》《湘乡方言》，再版4本：《衡阳方言》《临武方言》《长沙方言》《常德方言》。谢伯端新著两本：《辰溪方言》《张家界方言》。遗憾的是，计划中的《嘉禾方言》《江永方言》《湘阴方言》，李先生已完成了绝大部分工作，但因新冠疫情影响，他被困香港三年，回湘大后又身体欠佳，这三本方言专著还未能送出版社出版。

　　搞科研，少不了经费支持。方言学是冷门学科，拿课题，批经费，都是一桩难事。但李永明先生的科研经费在90年代就有一二十万，并且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横向经费（即自己从社会筹集而来），这在当时的湘潭大学文科是绝无仅有的。学校召开科技大会，请李永明先生介绍筹集科研经费的经验，李先生一句玩笑话开场：“我就是个丐帮头子，到处去讨钱”。比如，为了出版《长沙方言》，他八、九次到长沙市政府找时任市长张明泰，根本见不到人。于是，李先生前一天从湘潭赶赴长沙，第二天早上七点多钟就守候在市政府大楼的电梯口，终于看到了曾在电视上见到过的张明泰市长。李先生一路跟随张市长到了办公室，张市长刚要关上办公室门，李先生顶门进去，递上请求为出版《长沙方言》拨款的报告。当然，这份报告上已经有某位省领导的批示。李先生还拿出写好的“自序”样稿给张市长看，上面有相关省领导和张明泰市长对出版《长沙方言》给予了“大力支持”的字样。张市长当即批示市财政局拨款两万元。张明泰市长后来对湘潭大学领导说：“你们学校的李老师太厉害了，我还没批钱，他就说我‘大力支持’，我能不批吗？”

　　《湖南省志•方言志》以及李先生10本方言专著的科研和出版经费，都是像《《长沙方言》一样，向省政府相关部门、各市县以及企业募集而来。当出版《湖南方言系列》丛书时，因李先生年岁已大，其中《湘潭方言》《长沙方言》《常德方言》，是我拿着他的要钱报告去帮他“讨钱”。干这种活，我总觉得是求人帮忙，好像欠了别人的人情债。我和李先生说起这种心情，李先生却理直气壮地对我说：“我们帮他们写书、出书，应该是他们感谢我们啊！”

　　其实，李永明先生能够筹集到这么多的科研经费，诀窍无非有二：第一，将自己的科研项目与国家、地方的文化建设紧密结合。第二，放下身架，放下面子，不怕多跑路，不怕碰钉子。这是值得我们高校文科教师学习的。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咬定青山不放松”，这就是李永明先生七十年如一日、全身心投入汉语方言研究事业的最恰当评价。

二、红白人生

　　李永明先生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到：“资本主义嫌我太红，社会主义说我太白。”这也许是第一代回大陆建设新中国的爱国侨胞的真实心理写照。

　　李永明先生祖籍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棉湖镇新贡乡上浦村。因家里贫穷，子女又多，李永明的父亲飘洋过海，到新加坡做苦力。稍有积蓄，就按照中国农民的习惯思维，回家乡盖房买田，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成分。1952年土改复查，地主成分改为华侨商业，但田土已分给别人，只收回了房子，家庭仍不富裕。李永明先生后来到香港、大陆读书，主要靠定居新加坡的大哥和四哥资助。

　　在中山大学读书期间，恰逢反右派运动，李永明因某些言论受到批判，毕业时被发配到湖南省衡阳市八中教书。1980年上半年，中山大学右派分子改正办公室要为李永明改正右派结论，而李永明当年并没有被打成右派。中山大学一定要给不是右派的李永明发放右派改正书的理由是：如此才能清理档案中的右派材料。但是到了1980年下半年，湘潭大学欲调入李永明到湘大工作，中文系副主任刘庆云老师和现代汉语教研室盛新华老师到衡阳市教育局查阅李永明档案，才发现中山大学并没有将李永明的所谓右派材料清理干净。搭帮刘庆云、盛新华老师和衡阳市教育局，才将李永明档案中的诬陷不实材料清掉。荒诞的年代，才能上演如此荒诞的剧情。

　　文革开始，像李永明这类有海外背景的人，理所当然地又受到了冲击，“漏网右派”“香港特务”“牛鬼蛇神”，大帽子一顶接着一顶。造反派勒令李永明扫院子、扫厕所，将李永明的头发剃成“阴阳头”，还戴上高帽子，挂上大牌子，手敲铜锣，上街游行示众。到了1968年，李永明和一批“牛鬼蛇神”被送进“群众专政学习班”劳动改造，俗称“关牛棚”。一次干活时，因土方崩塌，压住了李永明的下半身，导致腿脚残疾。也是在“群众专政学习班”期间，李永明和一批衡阳市的干部成了难兄难弟。文革结束后，这些难兄难弟官复原职，有好几个还升任了省市领导。日后，在李永明调离衡阳、申请方言研究项目和经费等事情上，难兄难弟们还帮了不少忙。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一点收获吧。

　　说到“红”，我们只要看看李永明在香港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标题就明白了。1953年前，青年李永明在香港进步报刊上刊登过的一些文章：《逮捕不讲理由，居民人人自危》《职员看进步报纸，也要被无理开除》《不因迫害而畏缩，爱国热情更沸腾》《我们有强大祖国，抗议绝不是空谈》，等等。1996年回香港定居后，老年李永明在香港发表的一些文章：《对恶人讲仁慈，何是非不分》《政府爱财，应取之有道》《也说底线》（驳斥民主党李柱铭），等等。

　　其实，我看李永明先生的“红白”自嘲，并不仅仅是政治立场的泾渭分明，更广义的红白之分，贯穿了李永明先生一生的价值观和为人处世之道。

　　李先生将他所写诗歌、散文、随感、回忆录以及与方言研究有关的一些文献资料汇编成《望月楼集》，准备和《湖南方言系列》同时出版。出版社在审稿时遇到了难题，因为李先生的回忆录中对某些人做的坏事，指名道姓，不留余地，下至他当年的学生，上至高校的副校长，甚至有这样的文字：“我当时把斧头磨得非常锋利，准备先杀两个人，然后才自杀”，“我非常欣赏武松血染鸳鸯楼那一幕，那简直痛快极了”。出版社希望李先生删减这样的段落，至少要隐去当事人姓名，我也劝说先生做一些文字处理，但李先生坚决不同意。在他看来，对坏人坏事绝不能妥协，就是要旗帜鲜明。最后，《望月楼集》只好拿到香港荻笛轩出版社出版。

　　李永明先生和学校领导及政府官员打交道，从来是平起平坐的语气和架势。我曾陪着他到过杨敏之、郑培民、汪啸风等省领导办公室，这些省领导对李先生都十分客气，十分热情，而李先生对他们就像和一般平民朋友一样，甚至随便开玩笑。

　　李永明先生自认“倔老头”。只要他认为有理的事情，哪怕领导不同意，他都会据理力争，甚至大发脾气，不给对方留面子。我曾问过他这样发脾气合适吗，他疑惑地看着我：“当官不就是为我们老百姓服务吗？我骂他两句有什么不对？”

　　文革结束时，专案组负责人找李永明谈话，宣布他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李先生一下就火了。双方争论了几句后，李先生要求：“你们搞我是大张旗鼓全市公开的，现在却关起门来向我宣布结论就行了吗？”“开大会宣布平反！”当然，专案组不会答应李先生的要求。后来，中山大学要为不是右派的李永明发放右派改正书时，李先生也是与中山大学相关领导理论了一场。

　　当历史的车轮忽左忽右地摇晃时，渺小的个人只能是被碾压的对象。但是，李永明先生却是为数不多的敢于抗议几声的知识分子。

　　粉碎四人帮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侨胞政策逐步得到落实，李永明先生也调到了湘潭大学。湘潭和湘潭大学成为李永明先生的福地。政治上的阴霾彻底驱散，李先生担任了区政协副主席、市侨联委员，还被省政府聘为省文史馆馆员。随迁到湘潭的两个小孩后来也安排到湘钢、工行工作。没有了后顾之忧，李先生更是潜心学问，一心扑在他的方言事业上。

　　也许是受香港文化、新加坡文化的熏陶，李永明先生的思维模式和待人处世方式确实与我们内地人有很大不同，但是，正直、坦诚、固执、率真、是非分明、事业至上，是李永明先生一生不变的品质，而阿谀奉承、虚与委蛇、弄虚作假，从来没有出现在李永明先生的人生词典中。

　　红白之惑，终有定论。

三、我与李师

　　李永明老师1980年下半年调入湘潭大学，1981年上半年就开设了《现代汉语方言调查与研究》选修课。我第一次见到李老师，是在方言选修课的课堂上。选修课结束后，李老师又带领我们班八个同学到长沙实习，调查长沙方言。八个同学是：郑云淇、何歌劲、喻深根、李书同、吕明、孙海洋、陈树仁、谢伯端。为时一个月的方言调查，同吃同住同工作，我们和李老师就很熟悉了。

　　一个学期的课程学习和一个月的实习，我对方言研究产生了兴趣。于是，我决定以家乡方言辰溪话作为毕业论文选题。当全班同学都还没有进入毕业论文写作阶段时，我已经制作了四千多张单字语音卡片。毕业前夕，写完了概述、语音和词汇部分，二十五万字左右。语法部分只收集了材料，实在写不完了。我抱着装订成四大本的书稿，找到李老师，说明了情况。李老师说：“够了，够了”。毕业论文顺利通过并评了“优”。

　　完全没想到的是，方言竟然成为我人生道路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支撑点。1982年7月初，毕业分配在即，班主任何益明老师找我谈话，说需要一位同学分配到怀化地区，希望我能去。我当即表态愿意去。因为当年湘潭大学能够录取我，我就已经感恩戴德了，哪怕分配到天涯海角，我都会服从分配，更何况我是怀化人，回家乡理所当然。按照何老师的安排，在全班毕业分配动员会上，我当着全班同学表态，愿意去边远地区怀化工作。谁知第二天正式宣布毕业分配方案，我竟然留校了。后来我才知道：李永明老师为了将我留在学校，提着我的毕业论文找了相关的校领导、处领导。但是留校指标有限额，早已分配到了各系，并且落实到了每个人头。校、处领导被李老师缠得没办法，只好把皮球踢回中文系，说只要中文系在额定指标内，可以自行调剂。李老师马上找到时任系主任羊春秋老师，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还是羊春秋主任让步，把他两个研究生的留校指标让出一个给了我。如果不是李老师的霸蛮和羊老师的宽容，我的人生轨迹肯定完全不一样。

　　留校后，我协助李老师做了大量的方言调查和研究工作，但更多的是李老师为我搭建了从事方言研究的人际关系和资源平台。1982年我留校，1983年李老师就带着我参加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年会，以后每届都如此。在学会年会上，我结识了很多著名的语言学家，也成为全国最早一批成为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会员的77、78级本科生，这为我日后的学术成长提供了许多方便。当李老师谋划《湖南方言系列》丛书时，也没忘记把我的《辰溪方言》和《张家界方言》列入出版计划。

　　因为经常在李老师家进进出出，我自然就和李老师的家庭成员熟悉起来。

　　李老师的夫人是他的表妹，闺名林美琴。我一直喊师母为“林阿姨”。林阿姨嫁给李老师后，就放弃了学业，专心在家相夫教子。林阿姨的潮汕口音很重，一开始我完全听不懂，慢慢地，也能听懂百分之七八十了。李老师定居香港后，林阿姨不习惯香港的生活，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又回到湘大。那时，我已经调到了长沙工作，但隔上两三个月，就要抽空去湘大看望林阿姨，陪她老人家聊聊天。林阿姨每次见到我，都很高兴，她会絮絮叨叨地告诉我，她练习打篮球投篮，能够投进多少个了，练习对着墙壁打乒乓球，能够打多少个来回了，甚至神秘地告诉我，年轻时，李老师家里穷，李老师读中学、读大学，都是用她的钱……林阿姨病重时，我最后一次去看望她，她躺在病床上，侧头看见我，一口就喊出了我的名字“谢伯端”。李老师的女儿很惊讶，她说我妈妈已经糊涂了，经常不认得谁是谁，有时还喊我做“姐姐”，竟然还认得你。遗憾的是，林阿姨去世时，正值新冠疫情肆虐之时，我未能去湘潭送她老人家最后一程。

　　李老师有3子1女，老大老二都是在衡阳参加工作，成家立业，只有老三老四跟着李老师到了湘潭。

　　老大李景哲比我大几岁。文革中，李老师家穷困潦倒，老大早早地就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1975年，工厂保送李景哲上大学（工农兵学员），李老师不同意。1977年恢复高考，李景哲报了名并开始复习，李老师再次不同意，并对老大说：“现在是你弟妹他们需要读书，你需要在家做事，你是老大，要照顾他们，不要太自私！”李景哲后来在衡阳的一个工厂当厂长，改革开放后辞职去了广东韶关，继续办企业，退休后定居上海。那一年我去上海，景哲兄全家请我们夫妇吃饭，席间谈到那段往事，平淡的叙述中难掩过往生活的窘迫和无奈。

　　老二李景贤，大概算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敢于下海的弄潮儿，从衡阳跑到广州，靠卖鞋起家攒下了一笔家产，企业、小庄园都有了。大概是“商为贱”的传统士大夫观念影响，李老师总说老二是“不务正业”，但同时又很欣赏老二的办事能力和交际能力。

　　女儿李俐姣是老三，是爸爸妈妈的贴心小棉袄，一直陪伴在爸爸妈妈身边。李老师调进湘大时，她和弟弟都还小，但很懂事。有一次，李老师夫妇吵架吵得很凶，李俐姣吓得大哭，但是她知道打电话给系里，系总支书记盛新华老师和我马上赶去李老师家，劝和李老师夫妇。成年后，李俐姣更是尽心尽力地照顾年老父母。

　　老四李景武，每次见到我都是热情地喊一声“谢老师”。因为年龄相差悬殊，我和景武见面多，交流就比较少了。

　　78级中文班和李老师家关系密切的还有何歌劲、喻深根两位同学。他们当年都选修了李老师的方言课并参加了方言调查实习。喻深根的毕业论文是平江方言，后来也发表在《湘潭大学学报》上。何、喻两位一直在湘潭工作，这几年也是隔三岔五就去看望李老师。我们三人一起陪伴李老师度过了他的90岁生日、95岁生日。我们和李老师约好，等他100岁时，我们再为他祝寿。

　　李永明先生今年98岁高龄了，他还惦记着能让他后半辈子潜心从事方言研究的湘潭大学，惦记着度过了他少年、老年时光的香港，惦记着他那三本尚未付梓的方言专著，于是，他还在大陆、香港两地奔波，还在整理着书桌上那一叠叠的书稿。

　　遇到恩师李永明先生，是我一生的幸运。

　　李老师：学生也已是古稀之年，但一定健康地活着，期待着为你过100岁、110岁、120岁生日。